劳动力资源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自由流动从而达到优化配置，这是经济学关于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用的基本原理，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内在机制。但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一些非市场因素的干扰，不仅造成劳动力流动呈现诸多非理性状态，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了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发展。
一、当前劳动力流动中非理性表现。一是价格机制失效，面对收入差无动于衷，不愿意或不轻易流动，资源难以优化配置。二是受各种因素制约，流动成功率低，流动成本加大。三是盲目流动，主观上把流动成功率摆在首位，价格等因素调节作用小，资源难以流向高效位置。诸如这些现象造成了企业或社区不需要的劳动力出不去，资源浪费；需要的又流不进来，可以说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路漫漫途远兮。
二、形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原因，表现为流动成本过高。如目前基本生活支出（包括家人）在已有收入中占比例较高，缺少支付流动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的余资（所以高收入者流动比例常常高于低收入者）。劳动力过剩的现状（这不仅是中国，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以劳动力有过剩或说有后备军为一个基本条件，当然发展中国家尤其在转型期更为突出而已）使流动风险成本升高，有意流动者更注意成功率而不是预期收入。劳动力原始投资不足（如文化基础、技能训练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无形中加大了流动风险，致使一部分人心理上更注重既得收入（即使是低收入），而不轻易奢望把握不定的预期收入，从而选择不流动。二是制度原因，表现为制约流动自由。如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包括市区居民生活补贴等非市场化因素），对外来一般劳动力形成歧视性影响。劳动法制不健全，流动风险不可测性大，加重了流动心理负担。又如现行学生学籍管理非社会化，致使流动者不得不考虑子女就学问题，所以现实中整户迁移的极为少见。三是文化心理原因，表现为影响和干扰自由流动。如国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知足常乐”的生活心态排斥市场风险意识。封建文化“重关系”轻律制的落后意识导致已有流动大部分是依托熟人介绍或流动成功者的“带动”，而不是根据市场需要的理性选择（如农民工潮涌潮汐），常形成盲目流动。又如国人“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心态，致使相当一批女工，即使下岗、失业也难以加入流动择业行列。再如依然隐存的“重仕图、轻商工”的封建官本位心态，不仅表现为官员与企业人才之间的非双向流动，而且表现为劳动者很容易囿于既有的小小“成就”，而不愿意“冒险”追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与市场机制的竞争性和风险收益机制是格格不入的。
三、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同时也是社会成本。因此，劳动力流动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阶段从理论到实践都倡导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而日本又曾以其企业文化建设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为一条成功的经验。但这并非制度使然，制度上是允许和鼓励流动配置的，这符合经济规律。日本形成的“以厂为家”终身服务的文化是企业身躯竞争行为的结果，这与市场机制是相容的。但这种文化近年也暴露出来弊端，已成为日本经济停滞的深层原因之一。
当然，劳动者付出的流动成本要从未来收益中得到回报；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最终要从资源优化配置所达到的效用中获得收益，关键要看成本与收益的比值。由此，从经济家角度可以把这种成本付出纳入投资范畴。我国目前处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转型期，劳动力自由流动实现高效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让市场发挥基础作用。但宏观调控必须加强，核心是鼓励合理配置，降低流动成本，抑制盲目流动，尤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已经付不起盲目行为形成的时间成本。
四、面对前述诸多非市场因素，政府能够也应该有所作为。首先应立足降低流动成本，采取政策引导或直接投入兴办中介服务事业，包括职业信息、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方便劳动者依法流动择业。第二要完善法律制度。包括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制定适合国情省情的就业指导政策、法规等，规范市场行为，构建有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环境。第三要大力推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建设，克服封建文化的影响，创建竞争发展的文化氛围，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第四要完善调控机制，优化调控手段，努力把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行为与经济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运用市场的方法管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